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词人。他的词只有六首传世，其中以《渔家傲》最为脍炙人口。
    宋仁宗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守边四年，这首词就是范仲淹在西北军中的感怀之作。
    词的上片写塞外秋光。首句的“异”字很有分量，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说边塞的风光与内地不同；二是讲秋天来临，边地景物也发生了变异。上片的写景，就是从“异”字生发开去的。
    阳雁去，是雁去衡阳的倒文，是为了符合词的格律而颠倒词序的。衡阳即今湖南省衡阳市，旧城的南面有座回雁峰，相传大雁飞到这儿便不再南飞。“西风紧，北雁南飞”，出于动物的本能，无所谓留恋不留恋，作者却说“雁无留意”，实际上是写人的感受，雁犹如此，人何以堪！
    后三句，作者着意描写边塞的苍凉景色。边声是指边地特有的声音，具有一种凄凉的情调，伪李陵《答苏武书》中有这样几句：“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是极好的注脚。“四面边声连角起”，边声加上军营的号角声，凄凉以外，又渲染了悲壮的气氛。“千嶂”二句，极写边塞荒凉而又壮阔的景象。数不清的山峰犹如屏障一般耸立着。斜阳西沉，烟雾弥漫，在千山万壑之中，一座孤城紧闭。这三句叠用了许多名词，只用了三个动词，“连”、“起”一开一合，“闭”字则显出戒备森严，透出局势的紧张，而这座“孤城”，则是处于战争的前线，遣词造句是丝丝入扣的。
    下片转入抒情。“家万里”与“酒一杯”对举，形成强烈对比，一杯浊酒怎能浇万里思归之愁呢？其结果必然是“举杯消愁愁更愁”。然而，将士们之所以不得归去，其原因是“燕然未勒”。燕然，即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勒，刻石记功。公元８９年，东汉窦宪追击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勒石记功而回。燕然未勒是说没有建立破敌的大功。
    “燕然”一句，说尽了作者矛盾、复杂的心情。他兼知延州，完全出于一腔报国热情。事情是这样的：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十二月，夏州地方割据势力头子赵元昊反叛宋朝，第二年正月，赵元昊上表请称帝改元。接着，大兴干戈，于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正月带领西夏叛乱部队向延州进攻，包围延州整整七天，俘虏了北宋部队主要将领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和鄜延副都总管石元孙，“城中忧沮，不知所为”。还好赶上一场大雪，西夏才撤兵。延州城总算侥幸保住了。但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吏却吓破了胆。新任延州知州张存久不到任，刚上任，就向新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提出两条理由：一是“素不知兵”，二是“亲年八十”，要求调到内地当官。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不得不挺身而出，上表自请代张存知延州，主动挑起了这副保民卫国的重担。他希望能干出一番旋乾转坤的事业，永熄边烽。但是在积贫积弱的北宋时代，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勒燕然”的窦宪。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因而在浓霜遍地的夜晚，随着悠悠羌笛之声，将军（作者自指）和征夫陷入了深沉的悲慨之中，久久未能入眠，流下了忧国思乡的热泪。
    《渔家傲》的基调是低沉的，它给读者具体的感受，是悲愤而又惆怅不甘的低徊情绪，这是由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宋仁宗统治时期，表面上国内似乎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但北方辽和西夏的威胁日甚，形势十分紧张。然而敌国外患，丝毫没有改变这个王朝从开国以来苟且偷安的基本国策。时代环境是不景气的，它不同于封建社会处于蓬勃发展，国力充沛的盛唐时期，也不象民族矛盾暴露得特别尖锐，民族意识普遍高涨的南北宋之际，而是一个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时代。范仲淹到延州后，选将练卒，增设城堡，抚辑流亡，联络诸羌少数民族，深为西夏贵族集团所畏惮，称之为“小范老子（即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然而，他也只能做到消极防御而已，不可能追奔逐北，收复国土。在词里，隐约可以看到这阴暗的时代的投影。
    作者出身孤寒，登朝以后，就和统治集团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史》说他“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政治上是进步的。然而，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以前，政权完全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出身中下层的官吏在斗争中处于劣势。范仲淹等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们的斗争也是脆弱的。这一切也必然反映到他的词作中，带上感伤的色彩。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封建士大夫，具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精神，而在事与愿违，侘傺坎轲之际，又不免消沉。这样，就构成了他内心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词里也表现了两个方面，由于他关怀现实，对社会现实充满了愤懑与不平，所以排奡、所以沉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以哽咽，所以悲凉，所以情调低沉。两种互相排斥的因素对立的统一，形成了范词的独特风格。
    这首词的情调与盛唐昂扬奋发的边塞诗迥不相同，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将两者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它们都描绘了苍凉暗淡的边塞风光，都写到了这一背景下的孤城，都抒发了戍边将士的爱国情怀。范词用窦宪“勒燕然”的故事，王诗用的是傅介子“斩楼兰”的典故。典故的内容是这样：汉武帝时，使者出使大宛国，中途经常受到楼兰国的阻挡和袭击。昭帝元凤四年（前７７年），大将军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前往楼兰，巧妙地用计斩楼兰国王，打通了汉朝通西域的道路。这个典故和“勒燕然”一样，都是表现保卫祖国，净扫边尘的壮志。就主题思想来说，两者完全是一致的。然而范词却不能象王诗那样，用高昂激越的情调，唱出必然胜利的信心，这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的缘故。
    尽管如此，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词中所表达的抵御外患、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我国古代，诗和词两种文学样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诗言志”，是文人抒写怀抱、反映社会的重要工具；而“词为艳科”，是士大夫娱宾宴客的消遣品，尤其是文人词，本身就是在灯红酒绿、浅斟低唱中生长起来的，题材往往局限于男女相悦之中。北宋初年的词坛，还是这种状况。范仲淹这篇作品却脱颖而出，在词史上开了边塞词的先声，是个很大的突破。以后，苏轼、辛弃疾等人广泛地开拓词的题材，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词的发展历史看，这首《渔家傲》也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