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

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实在认为不可。期，极、实在。语出《史记·张丞相传》：“（周）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话是从肯定唐太宗李世民“举贤纳谏〔举贤纳谏〕选拔有德有能之人、接受臣下规劝之言。”说起的。人们常以犯颜〔犯颜〕冒犯君主或尊长的威严。直谏的良臣魏征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征也确有点批龙鳞、不怕死的精神，一生陈谏数百事，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后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魏征“阿党亲戚〔阿党亲戚〕对亲戚徇私偏袒。”；审查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起魏征生前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谏诤言词往复〕进谏时和皇帝一来一往的辩论。谏诤，直率地说出人的过错，劝人改正。”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自撰文书写的魏征墓碑推倒。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并不那么甜蜜，魏征的日子看来并不好过。“伴君如伴虎”，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唐太宗大约也并不特别可亲可爱，因为一个封建皇帝的“民主作风”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算个“好皇帝”。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巴望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呢？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唐太宗”再世，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什么终身制、世袭制〔世袭制〕指帝位、爵位等世代相传的制度。、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比喻一个人做官得势，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跟着沾光。”的裙带风〔裙带风〕搞裙带关系的风气。裙带关系，被利用来相互勾结攀援的姻亲（由婚姻而结成的亲戚）关系。，难免就要顺理成章地合法化了。

因此，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我们多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而决不是由于缺少“唐太宗”或别的“好皇帝”。

因此，我们不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做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

而巴望出现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即“好皇帝”的心理，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歆（xīn）羡〕羡慕。；它产生在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之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会使我们忘记或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的警惕和斗争。那结果将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危言耸听吗？居安思危，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附文：

不能否定好皇帝

刘铁铮

读“百家言”栏《一首宋代的讽刺诗》，有些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唯物主义，即分析问题不能脱离实际。特别是历史，更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该文说：“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招贤纳谏啦，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就是治世的‘明主’又何尝不是‘一言堂’？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把封建帝王特别是“好皇帝”的招贤纳谏，说成是“就是那么一回事”，是不对的。特别是“好皇帝”，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想把国家治理好，并不愿意国家亡在自己手里。汉文帝曾多次下令求贤良，无论贵贱，有才必用，并带头勤俭耕种，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唐太宗把魏征视为镜子。他曾说：“魏征亡，朕〔朕（zhèn）〕秦始皇以后皇帝的自称。亡一镜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疏〕封建时代臣下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直到今日不能不说是至理名言。正因为汉文帝的举贤，唐太宗的纳谏，才有“公私仓廪俱丰实……男耕女桑不相失〔相失〕相离散。”的兴盛景象。怎么能说“举贤纳谏”就是那么一回事呢？这治国大道难道还能像儿戏一样可有可无吗？

另外，说到“明主”也是“一言堂”，我认为也不正确。所谓“一言堂”就是不让别人讲话，武断专横，这和听取别人意见，择善而从是有本质区别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终究要有拍板的。唐太宗的国势之所以强盛，正是由于听取了臣下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才形成的。怎么能说是“一言堂”呢？相反的凡是“一言堂”，不听谏的，国家绝不会兴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该文还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但是再开明也还是皇帝”等等。这种说法不妥。倘若再过几百、几千年，我们的子孙也用类似的话来论定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我们能接受吗？假如拉一位唐太宗时代的人到今天来问，他也会说唐太宗好，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情景去同封建时代相比。

我认为该文之所以不能服人，关键在于没有用发展的、现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而是借古以当今。封建时代有好人，即使是皇帝，好就是好，而不能因为是封建主义君主，就一概否定，把好坏等量齐观，那就不需要具体分析，有一顶帽子就够了。如果按他的观点推论下去，结论将是什么不言自明。

我同意该文提的“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但绝不能因“斗争”而否定历史，更不能用“封建”“帝王”这两个词否定几千年的历代君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是正确的，向上的，符合历史发展的，兴利除弊的，说一声好，让今人作为借鉴，又有何不可。

作者认为，杂文是“维护人民利益并坚持追求真理的社会文化评论”，应该有感而发，不能是无病呻吟的舞文弄墨。他坚持与封建流毒等沉淀于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中的精神痼疾作斗争，并大力提倡民主和法制。当有人一谈起民主，便津津乐道魏征进谏和唐太宗纳谏的例子时，他便针对这种“巴望好皇帝”的皇权意识，写了这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在文中，他大声疾呼：“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想一想，作者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怎样驳斥附文的？作者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文字分析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