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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一行为过程有个重要特性，那就是所谓“双重转化”。
任何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诞生，都要完成这样一种“双重转化”：首先，是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向认识“主体”即作者“头脑”的转化。它要依据“反映论”的精神，能动地、本质地、真实地将现实生活、客观事物转化为作者的认识(观念和情感)。这是由事物到认识的第一“重”转化；然后，是作者观念、感情向文字表现的转化。它要遵循“表现论”的原则，有“理”有“物”并有“序”有“文”地将头脑所获得的意识、情感转化为书面的语言(思想的“外衣”)。这是由认识到表现的第二“重”转化。
由“事物”到“认识”，再由“认识”到“表现”──这就是“写作”过程所必须完成的所谓“双重转化”。写作活动的这种“双重转化”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是“写作”过程的本质属性，是开启“写作”奥秘的一把钥匙。
我国古人对这种写作的“双重转化”性早就有所察觉，有所认识。比如陆机在他所写的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文章”写作理论的著述《文赋》中，就曾说过这样极为有名的话：“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显然，陆机是意识到了“物”“意”“文”这三者的进层关系的。由“物”(客观事物)而生“意”(主观意识)，最难的是意能“称”物，和它相符、相适合；由“意”而生“文”(语言文字)，最难的是文能“逮”意，能赶得上、追得着丰富的思想。懂得这个道理并不很难，但要真正做到它却相当不容易。这里，陆机实际上是揭示了写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应该是《文赋》的重要发现和重大价值之一。古代“写作学”的伟大奠基者刘勰，对这个问题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写作活动的“物”“情”“辞”的转换关系。“写气图貌”，即模写、再现客观外界的气象和风貌，这要“随物以宛转”，跟着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宛转与之相适合；“属采附声”，即连缀辞采、谐合声律的语言表现，这要“与心而徘徊”，和内心的思想感情相“徘徊”、一致。刘勰这种“物”“情”“辞”之间“双重转化”的认识，是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他，像郑板桥在《画竹》中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在实质上也涉及了这个问题。由“眼”中竹到“胸”中竹这是一“重”转换，由“胸”中竹到“手”中竹这又是一“重”转换。板桥在讲这个问题时虽意在强调艺术的提炼与熔铸，但他对“眼”“胸”“手”的界分，显然是建立在对艺术创作“阶段性”的明显意识之上的。
苏联学者A科瓦廖夫在《文学创作心理学》一书中写道：
任何创作过程都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第一，个性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积累生活印象，舍此，任何创作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二，对这些印象进行创造性加工和把这项工作的成果用语言表现的形式投射出来。换句话说，创作过程不是别的，而是双重的变换过程，就是：第一，把外部刺激的能量变换成知觉的显示或者现实的形象；第二，把形象变换成作为形象客观化、物质化的体现的文字描写。
科瓦廖夫的这段双重“变换”的论述，和我们上述的论证是精神一致的。
既然是“双重转化”，那么，由“物”到“意”的第一层转化中，就离不开写作者的认识并加工生活的“摄制”力；而由“意”到“文”的第二层转化中，“表现”力又成了这一阶段的关键。
所谓“摄制”力，就是摄取、构制的能力。它包括观察、捕捉的能力，感受、体验的能力，想象、概括的能力，提炼、开掘的能力等。所谓“表现”力，就是驾驭文字再现“意识”的能力。它包括谋篇、定体的能力，选技、用笔的能力，遣词、造语的能力等。所谓生活、思想和技巧、语言，所谓“想”得好和“写”得好，所谓“眼力”与“腕力”，所谓“外功”与“内功”等等说法，实际上都是讲的这种“双重转化”过程中各自所需“能力”的不同。
写作之所以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精神劳动，写作之所以较为困难，其奥秘就在于它的这种“双重转化”性，就在于它需要的是一种多种能力、多方储备的高度综合。
应该说，第一“重”转换是极为重要的。生活单薄，思想贫弱，不善于观察，不长于想像，缺乏“发现”的能力，这对于“写作”来说，的确是致命的缺欠，是“先天”的不足，是极大的不幸!我们的“头脑”本来是可以对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做出完整、准确、生动的反映的，但是，你切断或削弱了“客体”和“主体”在认识上的联系，那么，你“反映”什么?又怎么能做到完整、准确、生动的“反映”呢?所以，这第一重“转化”是根本，是基础，是十分要紧的。但是，只有这一重“转化”，并不能保证你一定把“文章”写好。生活阅历很深的人十分多，能把这种阅历化成“文章”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也相当多，能把这种思想化为“文章”的人，也并不那么多。拿“观察”“捕捉”能力来说，观察力最强的怕莫过于画家、文物鉴赏家了，但远不是所有的画家、文物鉴赏家都能写好“文章”的；再拿“感受”“体验”能力来说，感受力最强的怕是话剧和电影的表演艺术家了，但远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写好“文章”的。因此，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还必须继续前进，完成写作过程的第二重“转化”。
这一“转化”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条理的紊乱，篇章组织能力的薄弱，表现技巧的缺乏，语言素养的低下，这对于“写作”来说，同样是严重的问题，是“后天”的失调，是极大的遗憾!我们的“文字”本来是可以对观念、感情等思维活动做出精确、形象、细微的描述的，但是，你忽略或疏于“思维”和“表述”在文字上的“中介”，那么，你“表述”什么?又怎么能做到精确、形象、细微的“表述”呢?所以，这第二重“转化”即思维的“物化”，是手段，是关键，同样是十分要紧的。当然，如果只有这一重“转化”而前者不好，那也自然不能把“文章”写好。思维很严密、有条理的人很多，能把这种“条理”形诸文字的人，就不那么多了；讲究表现技巧的人也相当多，靠这种“技巧”就能够写出佳作的人，却甚为寥寥。拿“布局”“安排”的能力来说，结构力最强的怕莫过于建筑师、园林艺术家了，但远不是所有的建筑师、园林家都能写好“文章”的；再拿“遣词”“造语”的能力来说，语言素养最强的怕是辞书编纂者、语法学家了，但远不是所有的辞书、语法专家都能写好“文章”的。所以，“写作”这一行为过程，必须完成“物意文”的双重“转化”，缺一而不可。
很多外国古典作家也都讲到了这个问题。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本质上是一位革命家”，“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诗人雪莱，他在《伊斯兰的起义》一书的“序言”里就曾这样说过：“诚然，脑力迟钝、观察力不灵敏的人，不可能单凭教育就享有诗人的称号；脑力并不迟钝、观察力也并不失之灵敏，但是辞难达意、或是辞不达意的人，也不能单凭教育而享有诗人的称号。”在这里，雪莱显然是把脑力、观察力和言辞表达力相对举的，他强调了作为一个“诗人”这两方面能力的不可或缺。被恩格斯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作者希望，如果他说：‘文学艺术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观察和表现所组成的’，希望这句话符合每一个有识之士(包括智力高的或智力低的)的看法。”巴尔扎克这些话是在他的一部小说《驴皮记》的“初版序言”里说的。接下去，他阐释说：“许多杰出人物都有天赋的敏锐观察才能，却不善于用生动的形式体现自己的思想；另一些作家词句优美，却缺乏洞察力和孜孜好求的精神，以便发现和记住一切。这两种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文学的视觉与触觉。这个人的长处：技巧；另一人的长处：才思。这一个人手抚琴弦，而没有创造出一个引人落泪或发人深思的崇高和声；另一个人因为缺乏乐器，只能写出供自己歌咏的诗篇。”在巴尔扎克看来，观察和表现、才思和技巧，这两种才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往往并不统一的，而“写作”却至少应该“兼有这两种力量”──这正是“写作”的困难之处。法国杰出作家福楼拜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字句的圆润算不了什么，但是写好才是一切，因为‘写好同时就是感受好、想好和说好’(布封)。可见末一个全仗前两个，为了想就必须感受强烈，为了表现就必须想。”这是他写给乔治·桑的一封信里的话。这之前，乔治·桑曾批评他太重视“形式”、“字句”，她认为只要“把你的心、脑聚集起来的情感和观念当作你的粮食；字句，你那样重视的形式就自动从你消化的东西里头流出来了”。福楼拜不完全赞同她这种带有“内容即形式”倾向的意见，因而讲了上面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福楼拜提出了“感受好想好写好”的见解，认为“写好”须“想好”，“想好”须“感受好”，但归根结底，“写好”才是“一切”。因为“写好”就同时包括了“想好”和“感受好”。他还说：“总之，我相信形式和内容是两种细致的东西、两种实体，混在一起，永远谁也离不开谁。”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也认为：“观察并不等于一切，还得要表现。”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也认为：“对于艺术事业，‘怎么写?’这个问题比‘写什么?’更为重要。”所有这一切论述，实质上都接触、论及了写作的“双重转化”问题，对我们理解这个命题有着直接启示的意义。
既然写作过程是一种“双重转化”，我们就可以由此推导出这样一些重要的看法：
第一，现实生活、客观事物是写作的“本源”，写作的“对象”；作者的“头脑”是反映现实生活、客观事物的认识“主体”和加工“工厂”；语言、文字是作者思维活动的“物化”形式，表述“手段”。因此，“物意文”的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转化”，就成了“写作”这一行为过程的基本属性。
第二，“双重转化”的实质是认识到表现，内容到形式。获得“认识”和“内容”固很重要，但寻求“表现”和“形式”也同样不可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才提出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主张，鲁迅先生才提出了“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相并进的要求。而片面的、不适当的对任何一个方面的强调或贬低，从“双重转化”的观点来看，都是对写作过程的一种粗暴的割裂，是极为有害的。
第三，“双重转化”需要多种能力的平衡发展和有机综合。“认识”和“表现”是总的能力，在它们下面还附属、包罗着许多具体的单项能力。虽然这些具体“能力”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对他的小儿子所说的那样，所谓“观察、发觉和传达事物的能力”，是些“非常普通的平凡的才能”；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所必备的条件很难得结合在一起。”(引自《艺术论》)平衡发展和有机结合又是很“难得”的。写作之“难”，就难在这里。因此，学习“写作”者，必须依据这种“双重转化”的原理，分析自己的实际，了解自己的短长，扬“长”而补“短”，向所“缺”方面发展，以求得诸种能力发展的平衡与提高。
第四，由于“写作”是一种“双重转化”，因而“写作学”就不能不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有人过分地强调“生活”和“思想”对于写作的“决定一切”的作用；又有人片面地认为写作就是一种“语言”的“应用”或“文字”的“技术”。这是“写作”学科长期进展缓慢和“写作”教学往往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写作学”恰恰应是一门全面研究写作“双重转化”过程的基础应用学科。当然，全面研究并不等于没有重点；“综合性”也并不排斥“特殊性”。相反，“写作学”只有在坚持“双重转化”论，承认写作“综合性”的基础上，同时又坚持学科研究的“重点论”，恰当地把握写作的“个性特征”，才能“自立门户”，站稳脚跟。而这个“重点”，这个“个性”，简言之就是一个“写”字。要立足“写”，突出“写”，不离“写”。要紧紧抓住怎样“表述”思维、“传递”信息的“辞采篇章”的构制问题。“写好才是一切”──这也正是我们着力探讨的重心!
注释：
本文选自《基础写作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认真、仔细地阅读本文，联系自己的写作体验，理解写作的“双重转化”性。文章最后说，“要立足‘写’，突出‘写’，不离‘写’”，“写好才是一切”。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要在写作中练习写作，在实践中提高写作能力。试就这一点写一篇心得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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