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指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确实是揭示了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的痼疾。他通过阿Q典型性格的塑造，呼唤着要整个民族从这面镜子中获得自省的途径。

    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阿Q正传》的国民性问题。作者认为，以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国民劣根性，不仅存在于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存在于统治者当中。“精神胜利法”是人类的普遍的弱点的一种。这可以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照《阿Q正传》所表现的深刻主题。

    一

    《阿Q正传》发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仅获得了中国的读者，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的那副熟悉的面孔”。阿Q的典型性格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迄今未止的探讨，在外国的学者中也引起了极为热烈的争论。

    为什么一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阿Q，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这就像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做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的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所以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在阿Q的典型性格中，确实也具有像莎士比亚那样对于“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而这样深刻的哲理思想见解，又是通过审美的途径充满魅力地表现出来的，因此才会引起广大读者如此浓厚的兴趣。

    在阿Q的典型性格中究竟具有哪些“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呢?又怎样将人类“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呢?通过人们几十年来热烈的争论，已经在这些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认识仍然有待于继续得到深化。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阿Q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含义?据鲁迅自己的回答，描绘阿Q的性格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也就是说着眼于国民性的问题。过去我们在探讨阿Q的典型性格时，过分地执著于阶级性的认识，认为鲁迅前期的主张“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因而缺乏阶级观念。这实际上是被一种单层次的视角限制住了，只看到阶级性这个层次的抽象，却排斥了国民性和人类性这些层次的抽象。

    阶级性的概念诚然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然而国民性和人类性的概念其实更是进一步趋向共性的科学抽象。在观察和处理本民族中间的阶级矛盾时，阶级性的概念固然是重要的，然而当观察和处理整个民族在世界上发挥整体的作用和地位时，除了阶级性的视角之外，国民性(民族性)的视角也是重要的，而且事实上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可能不包括某种国民性和人类性(人性)的共性。只停留在阶级性的抽象上，就会限制我们对事物整体性和多层次的认识，这就从本来是合理的前提走向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我们曾经历过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因此始终牢记着阶级的概念和视角，这自然是准确的，但是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就应该带动整个民族去建设崭新的生活。客观的形势、条件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认识却不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就使自己的思想处于落后、停滞和僵化的状态了。在阿Q性格的研究实践中，将典型性与阶级性的概念死死地纠缠在一起，典型性等于阶级本质的错误公式，使我们看不到各种典型性格丰富复杂的社会内涵，看不到典型除了与阶级性有关之外，也与国民性、人类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我们的整个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封建主义的制度底下，已经凝固成以小农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等级特权统治的金字塔，这种建立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制度，必然会产生许多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的思想，正是它长期积淀和形成了整个民族带有共同性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所造成，它并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属于由各个阶级所构成的整个社会。能够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带有狭隘性和盲目性，而农民阶级却带有广阔性和自觉性吗?显然是不能够这样说的。同样的能够认为奴性主义只存在于农民阶级中，而不存在于地主阶级中吗?显然也是不能够这样说的，因为这都不符合客观事实。

    我们曾习惯于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句话自然是十分准确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很好思考他们紧接在后面的解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很明显的是指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和巩固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而制造出来的全部政治法律和道德条文等上层建筑，这也就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这种明确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显然与上述受到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这些精神气质及心理习惯，是并不相同的两回事情，后者是被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制度注射于人们心理和社会习俗中的派生物，前者却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编造出来的上层建筑，自然在这些上层建筑中也不能不反映出他们某些狭隘、盲目和奴性主义的思想观念，不过这二者毕竟是不同的两回事情，过去我们常常将这二者混淆起来，因此就无法准确地说明问题了。

    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这种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表现得更为畸形和淋漓尽致。许多人在受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之后，一方面默默忍受着这样的奇耻大辱，甚至磕头跪拜，匍匐不起，另一方面却又夸耀自己是文明古国和神圣天朝，贬抑那些取得胜利的侵略者是蛮夷，事实上的惨败却伴之以精神上的胜利，这种思想情绪在腐败的统治阶级中流传极广，在缺乏自觉性的被统治阶级中间也颇为弥漫。这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在特定时代条件底下出现的恶性发展，这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

    竭力想以启蒙主义思想拯救祖国命运的青年鲁迅，对于当时弥漫在整个民族生活中间的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十分深刻的感触，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常常考虑有关国民性的问题，经过将近20年焦虑的沉思，他终于成功地塑造出阿Q的典型性格，通过审美的途径发表了对于我们民族潜在心理意识中一种重要缺陷的见解，达到了哲理概括的高度。在停滞和腐败的封建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国民性的堕落”(《两地书·一○》)，形成了不少“国民的坏根性”(《两地书·八》)，许多种“国民的坏根性”已经有前人揭示出来了，像梁启超所指出的“奴性”“奸伪”“怯懦”(《中国积弱溯源论》)，“虚矫”“自大”“苟安”“自欺”(《国民浅训》)，邹容所指出的“奴隶之根性”(《革命军》)等等，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像鲁迅在塑造阿Q典型性格时所揭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尽管在社会上普遍蔓延，却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作为文学创作中成功的人物形象，阿Q自然具有十分复杂的性格，在这种质朴而又狡黠、自尊而又自贱、保守而又趋时、蛮横而又卑怯、敏感而又麻木的复杂性格中，学术研究界几乎一致都公认“精神上的胜利法”是他性格中最为突出和显著的因子，这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阿Q确实是经常沉溺和陶醉在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中间，他尽管一贫如洗，却十分满足于“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当闲人们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甚至斥骂说“你还不配”。当他被闲人们痛打一顿之后，就在心里设想为“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踌躇满志地感到自己获得了胜利，当人们逼着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时，他甚至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从这样的屈辱中竟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就是“第一个”吗?鲁迅在《阿Q正传》中确实是紧紧抓住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作出了酣畅淋漓的发挥。

    阿Q的性格不管如何复杂，归根结底总离不开来源于整个封建制度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正好是这种心理和精神素质趋于极端化的畸形状态。分明是失败了，却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而只是在荒诞可笑的迷梦中得到虚妄的自我满足，其结果必然是更增长了狭隘性和盲目性，更增长了泯灭反抗性的奴性主义。像这种被鲁迅所挖掘出来的潜在心理意识中的病症，确实是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中间，许多人对此并不是没有感觉到，却习焉不察，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思考，只有鲁迅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而且将这种普遍存在的潜在心理病症，概括成为“精神上的胜利法”这样的术语，惊心动魄地指出这种精神痼疾，在我们的文明古国直至近代时期始终存在却又愈演愈烈。

    在撰写《阿Q正传》的前后，鲁迅曾将他长期思考过的这个问题，在自己的杂文中表达了出来，像《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就抨击过类似“精神上的胜利法”的痼疾，其中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有点儿这样的味道，尤其是第“戊”种：“中国便是野蛮的好”，真是十足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热风·随感录·三十九》所揭示的那种“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想法，不也是很典型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吗?《论睁了眼看》所揭露的“瞒和骗”的国民性，“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华盖集·补白》中嘲笑的“爱国志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也同样都是十足的“精神上的胜利法”。鲁迅这些侧重于议论性的杂文肯定也会在读者中产生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小说《阿Q正传》了，从这篇小说问世后，“精神上的胜利法”几乎成了得到广泛接受的含有哲理性的社会学名词了。

    鲁迅指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确实是揭示了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的痼疾。他通过阿Q典型性格的塑造，呼唤着要整个民族从这面镜子中获得自省的途径。鲁迅这种“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确实很类似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莎士比亚那样，“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一个杰出贡献。

    二

    阿Q性格中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确实是古老中国直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一种蔓延不绝的心理病症，是由那种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封建主义制度中必然会发生的精神现象，不管在哪一个阶级的成员中，几乎许多人都具有这样的派生物，都有这么一点儿阿Q精神，来缓解自己失败和屈辱后过分的痛楚，由于这样的客观实际情况，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思想阶段，也依旧认为撰写《阿Q正传》的目的是“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保留》)，可见阿Q典型性格的创造，与鲁迅当时“改革国民性”的立场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确实是达到了极大的效果。这种在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抽象和在创作途径中的现实主义线索，是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它本身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当时的不少评论家都从阿Q形象中，看到了这种国民性和人类性的抽象。当《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时，沈雁冰就认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1922年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通讯”)。仲密(周作人)也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阿Q正传》)。这些评论显示了对阿Q形象的认识与鲁迅完全一致，这从根本上说自然也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沈雁冰在后来写成的《读〈呐喊〉》，进一步提出“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独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不仅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具有狭隘性和盲目性，不能正视残酷的事实，而且在任何私有制度的社会中，人们总是无法完全克服狭隘性和盲目性的局限，不可能彻底地面向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保证不会出现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法”。

    总之，在人们没有完全摆脱私有制度的束缚之前，人性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不可能向完满的自觉性升华，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法”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作为私有制度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要大大地前进了，在追求理性、科学、平等和法制等方面，是远非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可以比拟的，然而作为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是依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狭隘性和盲目性，类似阿Q那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就还有可能出现，尽管出现的机会、程度和方式，要比封建社会中少得多和好得多了，因此沈雁冰所指出的“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确实是相当深刻的认识。

    这就可见对于典型性格的认识应该采取开阔的态度，要充分看到它既可能与阶级性发生联系，也可能与国民性发生联系，还可能与普遍的人性发生联系，人物性格的典型化都可能具有这三种不同的层次。我们长期以来只看到阶级性的层次，却看不到后二者的层次，这无疑是思想和眼界受到很大束缚的一种表现。

    鲁迅在阿Q性格中写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病症，分布在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时，确实是不可能不带上不同的色彩。雇农阿Q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是在被未庄的闲人们讥讽头上的癞疮疤时，表现出了“你还不配”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等等，从头至尾都带着一种“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这与其他阶级的那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上就都有所不同了。譬如说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失败时，他们表现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却又完全是渗透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气味。在鸦片战争之役，英国侵略军于虎门攻坚不克，窜入没有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进入天津大肆骚扰时，在道光皇帝宁的“圣谕”中，却白日说梦似地大讲什么“该夷因浙闽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分明是穷凶极恶地入侵，却说成是“投递呈词”，“呈诉冤抑”；分明是烧杀掳掠，却说成是“颇觉恭顺”；分明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遭到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屈膝求和，大批赔款割地，在有关的“圣谕”中却还装得趾高气扬，说成是“妥为招抚”和“入城瞻仰”等鬼话。像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比起阿Q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封建统治阶级处于极端不顺利的时候，他们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就很有可能发泄成为“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病症。中国近代历史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枪炮面前走向衰亡的过程，虚弱、腐化和堕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再也不思发奋图强，却在虚幻荒诞的胜利梦中得到陶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来欺骗人民群众，掩盖自己没落腐朽的真相，以便阻挠人民群众起来对他们进行斗争，维护其苟延残喘和日暮途穷的反动统治，由于“精神上的胜利法”具有这样的作用，就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广泛流行起来，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中，确实是形成了种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像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就曾批评过这种荒唐的迷梦：“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苴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鞭倭俄而笞英法”。用古老和陈旧的文化自然是无法“鞭倭俄而笞英法”的，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却表现得异常清楚。此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已经掀起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而且在发起这个运动的中坚阵地《新青年》上，竟还有人投稿宣扬“精神上的胜利法”：“乐比不过与他们比苦”，“美比不过与他们比丑”(林损《苦—乐—美—丑》)。五四启蒙战士企图建立科学和合理的人生，而沉溺于封建主义泥潭中的知识分子却还大做这种荒唐的迷梦。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斗争，前者要消除包括“精神上的胜利法”在内的各种畸形心理病症，代表着未来的理想；后者却顽固地坚持“精神上的胜利法”，代表着没落的过去。

    封建统治阶级身上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和农民阿Q身上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患的固然同样是受到社会制度制约的病症，然而由于他们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表现出来的作风和气派确实又很不相同，沈雁冰认为“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是因为他与“上中社会阶级”接触较多，因此当他观察农民阿Q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时，就立刻会想到“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除了像这种同样病症的共性，在不同阶级身上表现为不同的个性之外，在典型性格中也还存在着与阶级性差别无关的千变万化的个性。过去我们在探讨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时，往往是简单化地将阶级性与共性划上等号，而不了解共性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形态。阶级性固然可以构成共性，国民性也可以构成共性，而人类性则更可以构成共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共性与个性只是相对的概念，“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某一事物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个性；从那一个角度来说，某一事物又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譬如对于阿Q来说，“精神上的胜利法”无疑是他的个性，正因为充分表现出这样的个性，才使作品获得了思想和艺术的魅力，然而对于许多在私有制度底下无法摆脱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因此会产生“精神上的胜利法”的各阶层人们来说，它却又成为一种共性了。只将共性看成是阶级的本质，然后将它凝固成为僵死的格套，自然是无法说明典型性格丰富复杂的客观实际情况的。

    社会生活是异常复杂的，在其中活动的人物性格也就显得异常复杂，不应该用现成的配方和公式去限制它，而应该充分正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善于科学地去说明它。阿Q典型性格正是向程式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挑战，用单调乏味的格式无法对它作出完满的解释，只有立足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观察的视角，才有可能对它作出确切和深入的阐述。

    《阿Q正传》刚发表时，沈雁冰等评论家对它所作的解释虽然还处于开拓阶段，却说出了相当重要的真相，认识到这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然而在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的论争展开以后，却并未将这准确的认识向前推进和发展，相反的还作出了十分狭隘的判断，认为“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亡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极大地缩小了《阿Q正传》所概括的社会思想意义。事实上只要私有制度还没有消灭，只要人们还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还没有彻底确立最为科学的现代观念，类似阿Q所患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就依旧会存在下去，因此阿Q的时代也远远没有死亡。

    我国从20年代开始广泛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曾受到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一直绵延了好几十年。这种影响在革命文学界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像那种只将阶级性的本质与典型性格联系在一起，而排斥它丰富复杂的来源及其不同的表现状况；只将某个特定的时代与典型性格联系在一起，而排斥它更为广阔和长久的概括性，因而束缚和限制了文学艺术对于人物性格完满的塑造，严重地阻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钱杏邨关于阿Q的那些论断，在主观上确实是要讴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然而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对于这场革命的艰巨性却并无深入的了解，这是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正是这种具有悲剧性的认识水平，成为易于接受“左”倾思潮的思想基础。

    在这种具有悲剧性的认识史上，鲁迅是杰出的例外，塑造阿Q典型性格的挑战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证明。阿Q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性格塑造趋于丰富复杂的一个里程碑，这种排斥了非神即魔的审美理想，排斥了只有阶级性才是本质，排斥了典型必须表现特定时代的亮色等狭隘观念的创造，应该得到文艺理论的准确说明，也应该大大地丰富我们的文艺理论，这样才有利于整个文学事业的向前发展。

    选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