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中册。

本文运用大量考古资料，详尽地阐述了古代汉字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者从新石器时代说到秦始皇时代，涉及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描述了各种文字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书写的工具和载体，同时阐明前后文字之间的源流关系，显示出作者极强的概括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阅读本文，要能够循着作者的思路，梳理出我国古代汉字发展的大致脉络，了解不同文字的主要特点。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长远的历程。只要民族的生命还存在，或者没有受到强大外力的长期扼制，文字也和语言一样，总要不断地发展。它们仿佛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地在新陈代谢，一刻也不曾停止，一刻也不会停止。

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以红质黑纹的彩陶为其特征。其后的龙山文化，则以薄质坚硬的黑陶为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和器物上的花纹判然不同。黑陶上也有这种刻画，但为数不多。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画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彩陶上的花纹。结构虽然简单，而笔触颇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其中有些绘画，如人形、人面形、人着长衫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或以为太阳)等等，画得颇为得心应手，看来显然在使用着柔软性的笔了。有人以为这些绘画是当时的象形文字，其说不可靠。当时是应该有象形文字的，但这些图形，就其部位而言，确是花纹，而不是文字。

在陶器上既有类似文字的刻画，又有使用着颜料和柔软性的笔所绘画的花纹，不可能否认在别的质地上，如竹木之类，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只是这种质地是容易毁灭的，在今天很难有实物保留下来。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幸运地还有万一的保留，那就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幸运的发现了。

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
 

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

解放前50年(公元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字，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儿被证明为古代殷王朝的首都。经过了73年的岁月，发掘出了数以万计的甲骨片和其他大量的文物，也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单就甲骨文字来说，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兽骨上的纪录，是公元前1 300多年到1 100多年间的东西。由于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故称之为甲骨文。又由于主要是占卜的纪录，故有时也称之为“卜辞”。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纪录其效验。纪日用干支，不像后人用数目字，故干支文字极多。程式既简单，千篇一律，故所使用的文字有限，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只有3 500字光景。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认识的；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

由此可知，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由于程式的限制，没有机会被卜辞所使用到的字一定还有。例如一个“民”字，在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习见了，而甲骨文中却没有民字，也没有以民字为偏旁的字。殷代，毫无疑问是有诗歌的，也会有其他的散文。殷代诗歌，迄今无所发现。《诗经》中有所谓《商颂》，那是春秋时代宋国的诗歌。殷代的散文，如《尚书》中的《盘庚》和《高宗肜日〔肜(ｒóｎｇ)日〕祭祀之日。》等篇是可信的，虽然经过后人的润色。其中已有“民”字，也还有不少其他的字为甲骨文中所未见。

殷王室尽管深于迷信，但当时的文化程度距离原始蒙昧时期已经很远了。单以甲骨文而论，已经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后人所谓“六书”，从文字结构中所看出的六条构成文字的原则，即所谓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例证。文法也和后代的相同。故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契刻甲骨文字的人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有篆刻的高度技巧。甲骨文是信手刻上去的，并不是先书后刻。这就愈见显得刻字者的技巧是多么惊人了。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有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中有不少的练字骨，用干支文字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最有趣味的是，我又曾经发现了一片练字骨，内容是自甲子至癸酉的十个干支，反复刻了好几行，刻在骨版的正反两面。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字既秀丽，文亦贯行；其他则歪歪斜斜，不能成字，且不贯行。从这里可以看出，规整的一行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刻。但在歪斜者中又偶有数字贯行而且规整，这则表明老师在一旁捉刀。这种情形也可以看出，甲骨文不是先书后刻，而是信手刻上去的。从这里更可以看出，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由个体的进展而言是这样，由群体的进展而言也是这样。规整的文字要经过长期的琢磨、苦练，才能达到精美而规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文字的书写自不能例外。

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和典字，正是汇集简书的象形文字。但这些竹木简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能再见了。帛书也是一样。但好在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冶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一般称之为金文或钟鼎文。(古人称铜为金，与后人专称黄金为金者有别。)金文和甲骨文，实际是一个体系。甲骨文是刀刻在骨质上的，故来得瘦硬；金文是用笔写在软坯上而刻铸出来的，故来得肥厚而有锋芒。甲骨上乃至陶器上偶有用笔写的字，那感触便和金文差不多。

殷代的金文，字数不多，因为有铭的青铜器占少数。铭文也不长，每每只有三两个字。铭文长至十数字或数十字者为数极少，大抵都是殷代末年的东西。但在殷代金文中有一项很值得注意的成分，那就是有不少的所谓“图形文字”。这种文字是古代民族的族徽，也就是族名或者国名。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画系统(六书中的“指事”)，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六书中的“象形”)。刻画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像，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画却是比较容易的。刻画系统的族徽之比较少，也就证明它们是早期的文字，先出世而也早下世。这种文字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已见其萌芽，在殷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彝铭上也还有所遗留。

古代的文化到了周代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典籍或文物都异常丰富。古人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和周以前的情况比较起来，的确是大有不同。从文字方面来说，周人没有殷人那么迷信，他们是懂得“敬鬼神而远之”的，因此甲骨文字走下了舞台。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第一手资料以金文为最多。

周代的青铜器，一开始便有长篇大作的铭文出现。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187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291字，直到西周末年宣王时代的《毛公鼎》竟长达499字。这个数目，和殷代的三两字乃至三二十字比较起来，却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

从文字结构上来说，西周初年的金文连同铜器本身的花纹、形式，和殷代是相因袭的。字体比较凝重，丝毫也不苟且。恭王、懿王时代的字体和花纹则比较散漫，有些粗枝大叶的感觉。宣王时代又比较庄重起来，但和周初的庄严体段不同，而有比较自由开放的味道。

西周的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诸侯和王臣铸器者绝少。东周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王室之器绝迹，差不多都是诸侯和王臣之器。铭文、花纹和形式都有进一步的解放。铭文的字体多种多样。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画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这些大抵就是后来的缪篆、鸟篆或者虫篆的起源了。

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以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

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日益繁剧，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级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的。这种倾向的文字，即草率急就的文字，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资料，没有什么留存下来。到了战国时代，留存下来的却是不少。例如，长沙出土的帛书、简书，信阳出土的简书，存世的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的工名等等，都是比较草率急就的文字，与艺术性的装饰文字固然有别，与一般庄重的钟鼎文也大有不同。

在这里我想把长沙出土的帛书，简单地介绍一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但历史昭示我们：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它们将促使贵族化了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