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人民文学》1981年第6期。

我当小八路那会儿，真馋啊！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凫的，草里蹦的，树上结的，土里长的，凡是人能吃的都想咬一口，人没吃过的，也想尝尝。看见老牛吃草，嚼得那么香甜，就眼红，薅〔薅（hāo）〕用手拔掉。一把嚼了嚼，一股子土腥气。还特别爱吃活物，直毛的、扁毛的小动物，叫我逮住了就没命。我还敢吃虫！树根底下挖过“知了猴”，爬上树就逮大青蚕。到了冬天，想逮个虫可不易，单等炊事员劈柴就蹲在旁边看，木头里有一种小白虫子，大米粒那么长，拾起来放灶火里一烧，像米花一样又脆又香。还有那柳树枝上结的小罐罐，敲开，里面是黄黄的一小块，听说是毛毛虫变的，不管它，烧着吃也挺带劲。

就这么吃，还是不长个儿，站起队来总在排尾，踮起脚跟也没用！老同志都说我肚子里有馋虫。我把卫生员的碘酒偷着喝了半瓶，没打下虫，还闹了一场肚子疼。我想，那药定是掺凉水了！一来二去，就得了个外号，大伙儿都叫我“馋虫”。馋虫就馋虫！反正脑门儿上又没贴个条儿，叫一声也掉不了一块肉。叫馋虫还有个优越性！老同志要是掏到一窝雀蛋啦，摘到几颗毛杏啦，都舍不得吃，就说：“给馋虫留着吧！”

谁料想，这种好景到头了！我们文工队又来了个“馋猫”。她的真名叫小玲。是个黄毛丫头！比我还矮半个头。小眼睛亮亮的，嘴唇薄薄的，一看就知道挺馋。还扎着两个小犄①〔犄〕念jī。角，怪有意思的。她家是王各庄的“堡垒户”，八路军的伤病员就在她家的地窠子里藏着。不知咋的，这事儿叫大地主张歪脖子知道了，带着鬼子兵，烧了她家的房，杀了她家的猪，把她爸她妈都给活埋了。多亏老天爷长眼，那天小玲的大花猫丢了，她到后山去找猫，才保住了一条小命。我们文工队“游击”到王各庄，村长拉着她送到队上，说：“跟上队伍走吧，留在村里也得饿死！”那年头，老百姓叫鬼子可折腾苦了！家家户户烟囱不冒烟，把榆树皮榆树叶都啃光了。

我们文工队一共十几个人，顶数队长年岁大，资格老。他都20岁了，一生下来就和他爸他妈一块干革命。小玲一来，数她最小，虚岁11，比我还小半年。她长得单细，又是个小丫头，大伙都特别疼她，把我撂到一边去了。再有好吃的东西，就忘了我这个馋虫，都说：“给小玲留着吧！”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就发狠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馋猫”！

这一点也不冤枉她！她就是又馋又喜欢猫。当八路那天还抱着大花猫哭了一场，不叫馋猫叫啥？她的小兜兜里总是塞得鼓鼓囊囊的，一路走一路吃。我实在馋得慌，忍不住翻开来看看。其实，也没啥稀罕东西，猫耳朵菜啦，车轱辘草啦，还有婆婆丁，苦芽芽……这些我早吃过！就是有一种小黄花我不认识，就问她：“这能吃吗？”她细声细气地说：“这是羊奶子，甜甜儿的！”还有一种尖尖叶草，我也没见过，又问她。她说：“这是酸浆浆，酸酸儿的！”她说话总带个小字眼儿，小丫头嘛，都是这样！

可是，她不敢吃活物。有一回我逮了个大蜘蛛，一看那大肚子鼓鼓的，就知道是个母的──公的可不能吃！把那层黄皮烧光了，就剩下一块黄，有家雀蛋那么大。她见我拿起来就往嘴里搁，吓得小眼睛瞪得溜圆，还一股劲儿吐口水，说：“啧啧啧，真恶心！”我有点生气，就顶了她一句：“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螃蟹能吃，蜘蛛就不能吃？都是八条腿！”这样倒好！我俩好像分了工：逮到活物我吃，摘到野果她吃。不过，鸽子蛋啦，斑鸠蛋啦，家雀蛋啦……这么说吧，凡是带蛋字儿的，我俩都爱吃，谁也不肯让谁。可是老同志偏心，掏到雀儿蛋都给她；我气不过，就想了个主意治治她！有一回我挖了一窝蚂蚁蛋，就捧到她的鼻子下边，说：“你不是爱吃蛋吗？吃吧吃吧！”把她给吓哭了。我可不在乎，一面看着她哭，一面把蚂蚁蛋一个个往嘴里扔，像吃豆似的一会儿就吃光了，酸溜溜的，还挺带劲！

我这股子情绪叫队长给发现了！他好像是我肚子里的虫，我偷偷干什么想什么他全知道。有天下半夜，队伍又要转移──转移嘛，就是换房的意思，这都是老八路说的暗号，老百姓听不懂。比方，我们上半夜住东庄的张大爷家，下半夜就转移到西庄的赵大娘家。有时候，一宿换好几个地方。鬼子要扫荡了，得防着点，别叫它堵了被窝。这天晚上转移，队长偏偏和我一块儿走，先问我累不累，又扯了些闲篇，后来对我说：“二头！小玲一来，你就是老同志了……”我心里一震：真没想到，我也当上老同志了！我才比小玲早来三个月嘛，可那时候队伍上有个规矩，只要新兵一到，哪怕早来一天呢，就算是老同志。

往常，队长总是叫我“馋虫”，比方一到宿营地，就听他满院子喊：“馋虫，来！跟我扫院子！”再不就是：“来，馋虫！跟我挑水去！”烦死人啦！可今儿个偏偏叫我“二头”！这是为啥？我心里直画圈圈。

二头，是我的小名，前面再加个姓，就是我的大号。还是我妈临死的时候给起的。听我奶奶说，我爸是八路的秘密交通，叫鬼子给逮了去没有下落。我妈在“跑鬼子”的半道上生了我，还不足月，是奶奶把我捂在棉花套子里养活的。听我奶奶说，妈生下我就死了，临咽气的时候，摸摸我的小脑瓜，叫了一声：“二头！”我就算有个名儿啦。听说我前头还有个姐姐叫“大妞”，刚长两颗牙就饿死了，我也没见过她。我恨死了鬼子，它害了我全家！从懂事时候起，我就爬墙，上树，想练飞檐走壁。腰里还别一把小斧子，总想砍死个鬼子给我爹妈报仇。我奶奶管不了我，就把我送到队伍上，说是交给八路来管，也许能有点出息。

这天，队长一叫我“二头”，我就想起了这些事，心里挺难受。队长还对我说：“老同志嘛，要有老同志的样子，要注意团结新同志，怎么还能和小玲争嘴吃呢？”经过这次谈话，我确实注意了和小玲搞好团结，也不那样馋了，谁叫我是个老同志呢？可是，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谁叫那个“蛮子大伯”没有搞到吃的呢？

蛮子，是我们老炊事班长的外号。他这个“班长”可大了，全队的事都管，队长也得听他的。他是个老红军，当过连长，挂过重彩，走起路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鬼子要来“扫荡”，部队得分散活动，支队长亲自把他送来，当着我们的面对他说：“这些娃娃兵，都是烈士子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别饿坏了他们！”他是个南方人，听说他家那块儿可热了！蚊子有麻雀大，墙上都能烙饼。他说话也“个色①〔个色〕方言，与众不同的意思。”，把小孩叫“伢子”，把鞋子倒叫“孩子”，真怪！我和小玲要是高兴了，就叫他“蛮子大伯”；不高兴的时候，就叫他“蛮子”！

我打心眼里佩服蛮子大伯！他什么都吃过，啃过树皮，嚼过草根，还吃过皮带呢！我想，皮带一定挺好吃，加水一煮，准是滑溜溜的，像宽粉条一样。总想弄一根尝尝，可是没弄到。那年头，找根麻绳都不易。

自从他一来，我们就很少挨饿了。每回队伍转移，见他把驳壳枪往腰里一别，肩膀上搭个口袋，就一跛一拐地先走了。干啥去？搞粮去。那会儿，老百姓都缺吃的，上哪儿去搞呢？我都替他犯愁。可是他有办法，很少空过手。只要一听哨子响，就知道蛮子大伯回来了。“嘟—嘟—嘟”总是两长声一短声；两长，代表筷子，一短，代表碗。听他喊：“两根筷子一只碗，今天来个大会餐！”我和小玲就乐得跳起来，知道准是小米饭。要是听他喊：“两根筷子一只碗，黑黑的豆儿滚滚圆！”又是盐水煮黑豆！我和小玲都撅嘴。有时候，黑豆也没弄到，就听他吹哨子喊：“两根筷子一只碗，二头要吃山药蛋！”我就猴到他身上去揪他的胡子，他一面嘿嘿笑着一面躲，闹了一会儿，就从怀里掏出两个烤得焦脆焦脆的土豆，给我和小玲一人一个，老同志们嘛，就干馋着啦！

蛮子大伯的胆子可大了！常常钻到敌人据点里去搞粮食。有一回碰上一个班伪军开饭，他砰砰打了两枪，把伪军骗到一边去，装上那锅饭就背回来了，还是大米饭呢！可他还不满意，骂骂咧咧地说：“那些龟孙，偏偏吃的羊肉汤，也没得办法背回来！”

蛮子大伯也有倒霉的时候。就说我“憋不住”的那天吧，他出去搞粮，没走多远就碰到鬼子出来扫荡，一点吃的没弄到不说，胳膊还挂了彩。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喊：“快走！鬼子来了！”我们撒腿就往山上跑。等到了山上，我才想起来应该照顾新同志，就对小玲说：“别怕！鬼子的腿短，上山就摔跟头，撵不上咱们！”可是小玲不理我，一个劲儿问蛮子大伯：“你胳膊疼吗？嗯？疼吗？”蛮子大伯没说疼也没说不疼，扯了扯她的撅撅辫说：“可怜的细妹子！也没得东西给你吃。”眼圈都红了。小玲可傻了，以为蛮子大伯是疼的，就说：“你吸气！咝──，一吸气就不疼了！”又把蛮子大伯给逗乐了。

我们足足“转移”了一宿。赶到天亮，我可呛不住劲了！走路直打晃，眼睛里冒蓝火，嗓子眼好像有只小手往外伸；我的馋病又犯了。有把草嚼嚼也好，可是山上光秃秃的，光长石头不长草！实在忍不住，就拾块小石子儿含在嘴里。这下可把小玲吓着了，她抓着我的手说：“二头，石子儿不能吃，快吐了！”她从小兜里掏出个雀儿蛋递给我。我知道，这是前天老同志给她的。我想：含一会儿解解馋就还她吧，可谁知那雀儿蛋哧溜一下就钻进肚里了，往外咳也咳不出来。小玲见我都快咳出眼泪了，就安慰我说：“听妈说，女的抗饿，男的不抗饿。你吃了吧，我不要！”可是，她没走几步，两只小眼睛像火苗叫风打了一样，忽闪一下就灭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喊。老同志们都围上来，卫生员扒开她眼皮看看，说：“饿的，晕过去了！”我越想越不对劲，都怪我馋，我不要脸，吃了她的雀儿蛋！我一面说一面哭一面打自己的嘴巴。蛮子大伯一把抱住我，说：“二头，你不是馋，你是饿呀！”他也掉眼泪了。他说：“这样不行，无论如何也得搞点吃的来！”谁都拦不住，他又一跛一拐地下山了。

我们就躺在大石头下面，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快晌午，忽然听山下“轰”地响了一声手榴弹，大伙都紧张起来。队长喊了一声“准备战斗！”准备啥呀！就是队长有支小洋枪，三粒子弹还有一粒是瞎火。我想：当八路嘛，就得豁出命！和大伙一样抓起了石头。过了一会儿，就见跑上来一个人，身上还背着一个人。走近了一看，原来是武工队的队长刘大胡子，他把蛮子大伯背回来了。听刘大胡子说，蛮子大伯搞到一口袋粮食，路上碰到了鬼子，他又不肯丢下粮口袋，挨了鬼子一枪，幸亏遇到他刘大胡子，就给救回来了。

蛮子大伯躺在地上，胸脯上一大摊血。我和小玲都吓傻了，光知道哭。蛮子大伯摸摸我的头，又扯扯小玲的撅撅辫说：“八路军还能哭？小玲，唱个歌吧！”小玲就一面哭一面唱：

小白菜呀，

地里黄啊，

三岁两岁，

没有娘啊……

蛮子大伯又从怀里掏出两个土豆，给我和小玲一人一个，土豆上还沾着他的血呢！他喘着粗气说：“蛮子没完成任务，把伢子都饿坏了！”我俩哪能吃得下去啊！蛮子大伯就掏出哨子，“嘟—嘟—嘟”还是“两长一短”吹了三声，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啥没说出来，头一歪就咽气了。我和小玲就趴在他身上哭啊，哭啊……

后来，我们把蛮子大伯埋在山坡上。我说啥也不在文工队干了！我要跟刘大胡子走！我要当武工队，报仇！不答应我就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凑巧，武工队正要找个小孩当侦察，就答应叫我去试试。刘大胡子还给文工队开了个借条：“今借到二头一名，用毕归还。”我向蛮子大伯的坟磕了个头，就跟上大胡子刘队长走了。

从这以后，我落下个病根：一吃土豆，心就发酸，就要流眼泪。我再也不馋了。

过了半年，我窜高了一个头。大胡子队长叫我回文工队去看看，顺便把那个借条弄回来，免得以后有麻烦。文工队的一些老同志都还在，一见面就说我像不结瓜的秧子──“走了蔓了！”我还给小玲带去一筒洋罐头，是从鬼子那儿逮来的。小玲的下巴颏长圆了，两个犄角也挪了地方，长到后脑勺上去了。她也变成个老同志，还管三个小丫头。我问她：“洋罐头好吃吗？”小玲说：“好吃，香香儿的！”小丫头嘛，说话就这样，还怪好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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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是每个儿童都会有的特点，更何况是在饥饿的年代里。为了养育革命烈士的两个遗孤，为了给两个孩子“解馋”，蛮子大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在血与火的历练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超越生命的情谊显得格外动人。

阅读这篇文章，再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和他们一起体会战争年代的人性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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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 掺 窠 跛 撵 犄角 斑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