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0日，大年初三，我打电话给著名特级教师余映潮先生拜年。余先生告诉我，他好几天没下楼，因为答应外地好几家单位，年后要去讲学，只好趁过年赶写讲义。         

我年前在刊物上得知，上海市建平中学邀请余先生讲过学，刊物上还登出了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和余先生的合影，我感到惊喜、骄傲。上海是国际化的都市，上海的文科教学领先全国，建平中学更是赫赫有名。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多次礼请我们荆州的余先生去“布道”，余先生真为我们长脸。     

余先生能到大上海去潇洒，得力于平时耐得住寂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冷板凳。我曾听余先生的好友刘学刚、李昌林等人说过，余先生是惜时如金的人，阅读、思考、写作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内容，庄严地凝思加辛勤地写作，是余映潮式的生命造型。    

对比余先生，我检讨自己，有时跟着一些人起哄，抱怨体制，抱怨环境，抱怨舆论氛围，就是不抱怨自身的懒散，不抱怨自身根深蒂固的好逸恶劳的惰性。哲人早就告诉我辈，个体生命的美好与尊严固然与体制等密不可分，但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个体的自主精神、勤劳习惯和刚强意志。农人的好运离不开勤奋耕种，文人的成功离不开像余映潮这样辛勤而快乐地思索。        

 今天许多人羡慕美国社会的文明繁荣。100多年前，有一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人专门去考察了在这种文明繁荣背后的公民精神。这位先生甚至细致地考察了普通市民过节的方式，最后他轻轻地写道：“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   我们明白了，原来美国公民过节的主要形式不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是像我们荆州的余映潮先生一样庄严地凝思。  

我相信法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人“节庆文明”的记载，因为我在一位名叫白先勇的中国人的叙述中找到了佐证：     “1963年，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节，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湖上一片浩瀚，四周响着耶神福音，到处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喜似悲，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三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42年后，余映潮先生在荆州的九龙渊畔像白先勇在芝加哥的密西根湖边一样度过节日，他们凝神思考的面影是一样的庄严，他们的内在力量生长之节奏是一样的铿锵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