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修辞艺术创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语境是修辞学、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一个凭借、标准。本文从语境和用词、语境和炼句、语境和调音、语境和布局谋篇、语境和设格等几方面，论述了语境和运用语言的密切关系。阅读本文，要把握文章的主要观点，并将文中的道理应用于自己的语言实践之中。

 一、语境的神奇力量

有一篇题为《何不开门见山》的文艺随感录(载1983年10月19日《北京晚报》)，盛赞写影评开门见山的写法，其中略谓：“记得奥地利的《快报》曾刊发过一篇抨击美国电影《戴斯蒙医生的十三个牺牲品》的评论文章，通篇只有一句话：‘我是第十四个。’可谓幽默辛辣，一语中的。影片质量的拙劣，还用得着多说吗!”不错，这篇影评的确别具一格，“一语”确实是“中的”的，很有点神奇的力量。这点神奇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说：从语境里来的，试想，如果离开了这句话所在的特定的语言环境(写的是影评，影片名中又有“十三个牺牲品”的词语)，凭空说一句“我是第十四个”，就只能叫人不知所云，还谈得上什么“一语中的”呢?

语境，就是言语环境。人们说话，总有一定的听众对象，总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总有一定的题旨情趣，还有谈话的上下文，这些与说话人自己的一定的身份、思想、修养、性格、职业、心境结合起来，就构成语境。语境包括大至社会环境，小至上下文的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往往不直接见之于字里行间，潜藏在语句之外。语境也就这样地在语言运用中起着作用，成为语言运用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这种潜在的语境力量，直接影响到言语的表达效果的好坏。与语境相适应的就好，与语境不相适应的就坏。前者如上举的“一语中的”的例子，后者我们无妨举《镜花缘》里的“酒保掉文”。这个酒保说话之所以可笑，并不是因为语句欠通，而是因为他说的话与语境不相适应。身为“酒保”面对“顾客”，又是在酒楼茶肆这样的场所，哪里用得着酸溜溜、文绉绉地大掉书袋，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呢?

有时，人们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特定的语境，却又有变语病为妙语的。例如田汉《名优之死》一剧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杨大爷(喝了一杯)：不错，不错，正是这种酒，(再喝一杯)啊，凤，你不但聪明而且多情。

刘芸仙(学着)：不但多情，而且是个大浑蛋。

由于有了杨大爷轻薄口吻奉承凤仙，在旁刘芸仙趁机学舌加以讥讽的特定语境，这个欠通的递进复句，也就取得了异常辛辣的讽刺效果了。这是语境“做”出来的一段好戏，它充分地显示着语境的神奇的力量。

二、语境和用词

语言里的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的含义。要把词语用对用好，自然要按照词语的含义来使用。不过，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要使所用的词语和语境相适应。

电影《林则徐》中有一场戏，写林则徐召见外商，申明中国政府严禁他们贩卖鸦片的命令，其中说到如有违令者，“船货交公，人即正法”。外商有不明白“正法”一词的含义的，便问：“什么叫‘正法’?”中国官员答道：“正法就是杀头!”这些外国鸦片烟贩子们一个个为之一惊。从使用词语的角度说，这里“正法”和“杀头”的使用，是很有些讲究的。因为是出于政令，所以使用“正法”，因为是用于口语，所以使用“杀头”，前者庄严典雅，和郑重申明政令的语境相适应，后者俚俗浅显，和一般对话的语境相适应。如果前后互易其词，从词语的含义来说，并无差错，但因和语境脱节，表达效果就差远了。鲁迅《阿Q正传》写阿Q因为“满心痛恨”假洋鬼子不准他造反，而要告他一状说：“……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也是用“杀头”一词而不用“正法”，而且还用上了“嚓!嚓!”的象声词，叫人得闻其声。这和阿Q的身份、思想性格所构成的语境是相适应的，所以是阿Q性格化的语言。如果用到上举的禁烟令中，作“船货交公，人即杀头，——嚓!嚓!”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语境可以使那些本来就富于修辞色彩的艺术词语充分显示出它的修辞魅力。例如“雪白”一词，色彩本来就很鲜明，用到下面的话里，就更显出它的本色：“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黑塔似的虎妞。”(老舍《骆驼祥子》)这种语境，使黑者愈黑，白者愈白，而祥子厌恶黑虎妞却又不能不去找她(时值下大雪)向她投降的复杂心情也因而得以极其细腻地表现出来了。

语境又可以使那些本来并不具有修辞色彩的寻常词语同样显出它的修辞魅力。例如“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指袁世凯——引用者)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鲁迅《“杀错了人”异议》)这里的“浮”字，本来是一个极平常的词，但得了上文的“血”的照应，顿时生色不少：流血之多，牺牲之大，受骗之深，自在不言中。这“浮”字，绝不是“捧”“抬”字所能代替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词语，都存在着修辞价值；但是，无论什么词语，它的修辞价值，只有在适当的语境之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上文说过，要把词语用对用好，要按照词语的含义来使用。这是一般原则。不过，在特定的语境里，词语除了具有它本来的含义之外，又可以附带获得某种特殊的含义和色彩。而且往往是只有这种特殊的含义和色彩，才是这个词语在一定的语境中的实际使用的含义和色彩。因而这就容许人们在运用词语的时候，根据特定的语境，作某些变通，以期收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先以大词小用为例：“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什么是“调查”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注释说，“为了了解情况进行考察”是“调查”，“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是“研究”。很显然，这里并没有按照“调查”“研究”的本来含义来使用，把它们用之于洗完脸照一照镜子上，这不能说和词语的本来含义毫无关系，却是大词小用了。但是，这里“小用”却又不是“错用”，而且还是“妙用”，以致说得听众哈哈大笑。这是因为有适当的语境，容许作这样的变通。演说者是在批评党八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拿洗脸照镜子作比方这样的语境中使用这两个词语的。如果离开了这种特定的语境，我们就只能说“拿个镜子照一照”，不能说“拿个镜子调查研究一番”，要是这样说，就不再是词语妙用，而是词语错用了。

再以词语移用为例。所谓词语移用，就是那些本来只适用于甲类范畴的词语移用到乙类范畴中去。鲁迅杂文常用此法。有把属于物的范畴的词语移用于人的，如“国货文人”(见《花边文学·读几本书》)移“国货”于“文人”；有把属于人的范畴的词语移用于物的，如“我的胃的八字”(见《华盖集续篇·马上支日记》)的“八字”移用于“胃”。

为此，对于出于修辞的需要，而又适应了语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使用词语的方法，诸如大词小用、小词大用，褒词贬用，贬词褒用，正词移用之类，我们无需乎惊讶，要紧的是从它们所在的语境中寻求解释，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赏析它们。

三、语境和炼句

汉语句式严谨周密而又灵活多样，可供我们选用。人们也总是选用最恰当的句式来表达的，这就是所谓炼句。而要把句式炼好，又必须考虑到句式所在的语境，句式的选用是被语境制约着的。

鲁迅小说《药》，行文多处涉及“人血馒头”和“痨病”，但出之于老栓和华大妈之口时，全都省略了，用的是省略句式，诸如“得了么?”“得了。”“睡一会罢，——便好了”之类，而出自康大叔之口时，就不省略了：“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这主要是因为语境不同。前者爱子心切，所以诸多讳忌，后者连杀人也不当一回事的，所以毫无顾忌：由人物身份、心境构成的语境不同。

朱德同志《回忆我的母亲》，多次使用了因果复句，大都是表示原因的偏句在前，表示结果的正句在后的，但其中也有正句在前偏句在后的所谓倒装句：

……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

为什么这里要使用倒装句?主要原因是一经倒装，“我不久就离开母亲”这一句就可以和上文的“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在文意、字句上紧紧衔接起来。事实上，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正是“我”离开母亲去读书的主要原因。总之，主要原因就在语境上。

当句式和语境高度适应的时候，句式的修辞艺术，就会达到高峰。曹禺《雷雨》写周朴园和鲁侍萍围绕三十年前“梅小姐”的下落，有一场异常精彩的对白。一个(周朴园)是全不知情，可是急于探听，希望对方一语道破，而又不便直问；一个(鲁侍萍)是心中有数，可又欲说还休，旁敲暗点，引而不发。在周朴园点出三十年前无锡有一家姓梅的，梅家有一个年轻的小姐之后，吞吞吐吐地问鲁侍萍“后来，后来……你知道吗?”鲁侍萍先回答“不敢说”，接着说：“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这是个定语(姓梅的)倒装在中心词(姑娘)后边的倒装句式，这后现的定语，有追加补充的性质，对卖关子的鲁侍萍和急于知道关节的周朴园来说，都是使用得十分恰当的。试想，如果作“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姓梅的姑娘”，句子大意犹存，而“关子”不见了，和当时那种真真假假、曲曲折折的语境脱节了。我想，演员在说到这句台词的时候，如果在“姑娘”后边稍顿一下，再说出“姓梅的”三个字来，这个后现的定语的特有的追加补充意味就更能显示出来，而“关子”也就可以卖得更加起劲儿了。

四、语境和调音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写凤姐儿说笑话写得有声有色。凤姐说：“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嗳哟哟，真好热闹!”凤姐说的“笑话”真把众人说笑了。这笑话可笑之处不在情节上，而在语音上：一口气说了个“滴滴搭搭”的百子千孙，给人以轻快而滑稽之感。而它的成功，还在于适应了语境：这说的是笑话而不是正事，又出自平素就伶牙利齿的凤姐儿之口，还正好在大家高兴取乐的元宵佳节。假如把这个笑话，放到言语刻板、道貌岸然的贾政之口中说出，这件事情本身倒要真的成为笑话了。

调音指从提高表达效果的角度选用最为恰当的语音形式。语音和语境的关系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诗歌中的平仄、押韵的讲究。比如旧体诗词对句的平仄，就直接受到作为它的语境的出句平仄的制约。如果出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那么对句就必须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像鲁迅著名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这样。至于押韵，律诗通常押在二、四、六、八句的句末，第二句用了什么韵，其他各句该用韵的地方，也就跟着用什么韵。也就是说，第二句的韵脚，是作为其他各句的韵脚的选用的语境前提而存在的。

自然，无论是平仄的协调，还是用韵的选定，或是其他语音形式的讲究，还受到其他语境因素的制约。老舍在《我怎样学习语言》里说：“一篇作品须有个情调。情调是悲哀的，或是激昂的，我们的语言就须恰好足以配合这悲哀或激昂。比如说，我们要传达悲哀的感情，就须选择些色彩不大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而语言的声音本身又有洪亮和细微，刚劲和柔和，高昂和低哑等等不同的特性可供人们选用，因而调音也就不可能不受到题旨和情趣等等语境因素的影响了。

茅盾给臧克家的一封信(载1981年4月6日《北京晚报》)说：“赵朴初悼念总理诗，我先曾见到抄件，诗写得好，五言仄韵，读时自然有沉痛之感。”就是说，这首诗恰当地选用了适合于表达沉痛的感情的仄声韵和悼念总理的沉痛的语境相适应，所以表达效果很好：“读时自然有沉痛之感。”
 

五、语境和布局谋篇

一篇文章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所以上下文中的任何一个词语、句子、段落都可以成为其他词语、句子、段落的语境。为此，写作中的开头结尾过渡照应等等布局谋篇的问题，也就和语境发生了一定的联系了。适应了语境，布局谋篇才可能是得体的。

朱自清的《绿》，以“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开头，又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语句(只多了“不禁”二字)结尾，使所说的得到强调。这两段话互为语境，首尾呼应，因而相得益彰了。

段与段之间的过渡，自然必须服从于事物本身的逻辑，不能语无伦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利用或者说创造某种语境，使得其间的过渡更为自然，衔接更为紧密。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写到柔石被捕后“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由于有了前文提到的柔石被捕前的事作为语境：“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就显出行文针线细密，布局别具匠心来了。这就更能突出鲁迅和柔石之间的情谊。

冰心的《小橘灯》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这不但照应了前文那个小姑娘说过的“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的话，而且适应了全文更为重要的另一个语境，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旨，正是说明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的。

六、语境和设格

修辞格是修辞的重要手段。设格就是运用修辞格。修辞格被广泛地运用着，但又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运用的，也有一个适应语境的问题。首先它必须适应由不同的语体构成的语境。有的修辞格，比如夸张、反语、双关之类，经常在文艺语体中运用，而不出现在公文语体如法令、合同中。因为法令、合同，力求表达严谨准确，需要的是科学的语言。至于那些可用修辞格的地方，如何运用修辞格，当然也必须考虑到语境的因素。

一般地说，人们悲愤万分或者高兴极了的时候，喜欢用反语，所以常常把“刽子手”反称为“英雄”，把“爱人”反称为“冤家”；人们在不便直言而又非说不可的场合，常常喜欢用双关，所以表达爱情的民歌，双关运用得非常多。人们在恐怕听众对象听不明白的时候，常常喜欢用比喻，以浅喻深，让人清楚明白。——这都说明了修辞格的运用直接受到人物的心境、说话的场合、听话的对象等等语境因素的制约。

而且有不少修辞格，离开了一定的语境，它本身就不能构成和存在。就拿双关来说，《红楼梦》里就有对于同一双关语，得语境者字字入心，失语境者听而不闻的好例子。这段文字先是写宝玉和黛玉闹了点小别扭，后来宝玉赔了不是。接着写黛玉偶然问及宝钗最近看了什么戏，宝钗说是“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说“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于是下文一连串的双关语出现了：

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了，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第三十回)

这里的双关语，宝玉、黛玉是当事人，获得全部语境，自然字字入心，凤姐虽然不明前因(不具备上文的语境)，但注意到当时的情景(当时的语境)，所以也便知其意，而众人既不明白前因，又不注意眼前的情景，完全不明白语境，所以“总未有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只好莫名其妙地“付之流水”了。——这些双关语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失效的，不存在的。

    七、语境和语言的多义现象

语言形式总会有一些多义现象的，某些词语具有几个不同的意义，某些句式允许几种不同的分析。这是语言的正常现象，也是语言之所以能够以少(语言形式)言多(意义内容)的重要原因。语言的多义现象和语言的歧义现象不同，“多义”不等于“歧义”，因为多义形式一经出现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之中，就只能有一种理解，不像“歧义”那样义有两歧，影响确切的表达。

因此，我们使用多义的语言形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所在的语境，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使用它。否则会招致误解或者造成歧义。

语境不但使多义的语言形式“创造一个现在的价值”，从修辞的角度说，语境还使多义的语言形式创造一个修辞的价值。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有这么一段文字：

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

这是利用上下文语境，使“快”这个多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确认“快”有“快速”义和“愉快”义等多种意义)乍看似乎指“愉快”，实际上指“快速”，从而表达了作者并不愉快的情绪，并带出讽刺意味，创造了一个修辞价值。

更有有意暗换语境，使语言的多义形式的某一含义似是而非，从而创造一个很好的修辞价值的。例如曹禺的《日出》有这么一段对话：

潘月亭  (自负地)可惜，你没有瞧见我年轻的时候——(低声)我知道你想我(自作多情)是不是?

陈白露  嗯，我想你给我办一件事。

当人们(自然应该包括潘月亭在内)听到陈白露说到“我想你”的时候，人们必然仍然停留在上文潘月亭所说的“我知道你想我”的语境中，因而只能从上文的语境来理解这句话：“想”是“想念”的“想”。“我想你”是主语——述语——宾语的句式，但实际上语境已经转换了，“想”是“希望”的“想”，“我想你”的“你”是“我想你给我办一件事”这个句式中的兼格主语了。句意大变了。这是利用语境和语言的多义形式造成的戏剧误会。这在陈白露，是并不费力就解了围，并且顺势发动了一个小小的进攻，变被动为主动；而在潘月亭，则是先高兴后扫兴，而对观众来说，却是有好戏可看了。

八、语境和意在言外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认为“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并举了李白《襄阳歌》中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为例子。他说：“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这句诗好就好在是句“大实话”而又意味深长，人们可以从中领会到比字面上多得多的意思：除了清风明月之外，别的东西都要用钱才能买到，而现在清风明月不用买而可以随意得到，受用不尽，其乐何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欢快自得的情意。——这就是所谓的言外之意，并非概念性的言辞所能穷尽传达的言外之意。

语句的言外之意，一般都是要从语境的体察中才能看得到的。因为一般来说，语境既是言外之意的寄托所在，又是领会言外之意的途径。且看下边一段文字：

老婆婆担心女车夫不肯踏，她没敢说出真实年纪，只是回说：“上次也是坐的二等车到丫头家来的。”意思是叫女车夫放宽心踏，一点不妨的。

而那个小姑娘却想的是外婆的安全，她不无夸大地对女车夫说：“我外婆快九十啦!”

“瞎说什么，我还小哩，属虎的，刚八十”，老婆婆连忙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打了“八”字手势。(《小说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2页)

如果不是在这里的特定的语境中，老婆婆的话不可能有“叫女车夫宽心踏，一点不妨的”的言外之意，那个小姑娘的话，也不可能有担心外婆坐车不安全想不让她坐的言外之意。

在二百年前载人气球首次成功升上天空的时候，有人问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人坐气球上天有什么用?”他笑了笑回答说：“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有什么用?”这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肯定人坐气球上天这件事的。富兰克林能够以问话作答话，无疑得力于这种语境。离开这种语境，他的这句问话，就只能是一句别无深意的问话了。

《世说新语·言语》有一段巧妙利用语境透露言外之意的文字。说的是陈韪在四座无不对孔文举年少聪敏过人十分欣赏的情况下，独持异议，说孔文举“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孔文举当即回敬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弄得陈韪尴尬异常。其实，严格地从逻辑上说，陈韪的话，只是一个或然判断，而孔文举的话，也只能由此推出陈韪“大未必佳”的结论。但是，在这种语境中“大未必佳”无异于“大定不佳”，陈、孔两方都是彼此坐实了对方这一点的——这当然是言外之意了。这言外之意，就不但是由这种语境显露出来的，简直是由这种语境“创造”出来的了。因此，“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实为修辞的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