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究竟为什么而教？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问题，有了对这个目标的清醒的界定，我们也许才可能去窥视今天的教育对象的“权利”问题。对于这一点，叶圣陶老人提出了“为了一切学生”这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任何教学目标的确定都不应该只着眼于“个体本位”，而应着眼于“群体本位”，语文教学目标的达成“不仅对一部分学生而言，必须个个学生受到了养成、培植、训练，才算达到了目标”。这里的“个个”、是指“一切学生”，换言之，就是指所有的语文课堂上接受教育的对象，但是可惜的是，叶老穷毕生心血所倡导的这一伟大思想在几十年的语文教学中现实中，几尽一句空话而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语文教学中，我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对象，其实是由“个别”替代了“个个”，由“少数”替代了“人人”，语文课堂上长期以来演绎的不是“一切学生”在享受“权利”，而是“一些学生”在溺受“权利”。

这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每一种根深叶茂的现象之后，必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支持着它的生长、开花和结果。那么滋润这种现象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是“教材第一”的教学目标观，正是这种轻率的语文教学目标观，它掩盖了语文教学“育人为先”的教育初衷。关于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叶老有一句十分精典的名言：“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学生是通过教材这个桥梁去获取知识和接受能力的熏陶的，而不是为了完成教材的教学任务而去利用学生来达到教学目的。对此，和叶老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语文教育家夏丐尊先生，也曾有过与叶老异曲同工的阐述，他说：“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他又解释说：“教育是人的教育”。可见，他们都是把“育人”这个任务摆在了语文教学的首位。而让人感到滑稽不堪的是，现代语文教学中，刚好是本末倒置，本应该是处于服务地位的教材，却偏偏成了被服务的对象，而本应该是被服务的学生，却反倒成了服务于教材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语文教学中，完成教学任务是第一位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里的所谓“教学任务”普遍情况下就是指“把教材的内容完成”，没有多少人去考虑，“把学生培养到什么程度”。在“教材第一”的前提下，一切都成了次要的。

就是这样，为了“把教材的内容完成”，光靠教师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因此就得找帮手，于是就自然去利用学生了，而找帮手自然要找好帮手，所以课堂能力强的、语文特长好的少部分人就成了教师的“好搭裆”，而多数学生，就在以教师好恶为主要标准的选择下，逐步被“选”了下来，时间越往前走，通常是教师不变的前提下，这种被“选”下的就越多。而这些被“选”下的大多数人，他（她）们依旧每天和少数学生一起，早早地来到了学校，老老实实地听课，认认真真地写作业，规规矩矩地考试，看似一切都合情合理，但仔细观察就不是那么“合理”了，因为，老老实实听课，发言却很少点你，认认真真写作业，老师用心批的往往只是少数人，规规矩矩考试，你排队在了后面没人担心你，就是这样，所有的本该和“少数人”一样享受的权力，到了“大多数”的面前，被一下子忽略不计了，而他（们）的语文学的怎么样，在今天的每天的语文课堂上，在教师茫然地眼神中，这个问题是次要的，“没有他（她）们，语文课也还是这么上”。“权利”，这个份量沉甸甸的名词，在我们占绝对大多数的语文课堂上，事实就是这样被诠注的。

毋庸置疑，“权利”这个字眼，在长期以来的语文课堂上是被重重的打了折扣的，教师对课堂“教师权利”的过份关注，使得“学生权利”这几个字变得软弱无力，教师对语文教学内容的首先地位的确立，使得“学生权利”这几个字几尽无存，而教师又只对少数学生的关注，使得“学生权利”这几个字本身就已经严重变形了。而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早在1980年的8月，叶圣陶先生就曾撰文《不应单纯追求升学率》，向教育界大声疾呼：“学校要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能只抓少数‘尖子生’，放弃大多数学生，如果……放弃大多数‘非尖子’，这就毫无道理，简直没有一点儿教育的气味了。”而时至二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气味”不是非但不闻减少，而且不是还有渐至刺鼻难受的发展趋势吗？“教材第一”轻率目标观之下的语文教学，我们何时才能引导我们的学生进入叶老八十年前就倡导的“为了一切学生”的教学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