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位特别的老师

余映潮   2006年5月5日星期五

我很少写回忆往事的文章，以为写这样的文章时，人就开始走向老年。尽管很多年前看电影《牧马人》时，我就觉得我的故事的生动性并不亚于影片中的主人公，但还是从来不写。

这两天因为备课的原因，联想到了我的几位特别的老师，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慨，于是赶紧记录下这些飘飞的思绪。

张老师

我素昧平生的一日之师，一时之师。

70年代初，公社通知知青的我到监利新沟嘴镇去应试，据说是某外语学校要招生。走了30来里的旱路到新沟中学时，人已经不少。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英语老师，瘦瘦的，个子有点高，说的好像是四川话，一看就是那种在文革中家境不好的人。知道我是华师一附中66届的高中毕业生后，他有了一些微笑。

我与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并给他流畅地背诵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安徒生英文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听完后他一脸的沉思，用很平静的语调说道：“这里没有你的对手，但能上学的是那些公社干部的儿女，你不该来哟。”

然后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我的那张表格上有力地写下一行字：“该同志英语水平很高，可作书面翻译培养。”写完后有点自嘲式地说道：“写了也没有用，但我还是要写出来。”

离开新沟中学的时候，他起身送了我；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张。

我不知道他的这份“成绩鉴定”是不是在我后来被区教育组送到监利师范读书时起了作用，我只知道他的真诚和他对我的肯定让我感恩了很久。

我终于没有机会上任何正规大学。

女儿考大学时，我建议她考外语系。我对她说：“爸爸一辈子都想学英语，这个愿望你帮我实现吧。”女儿真的考取了外语专业，现在是高中英语老师，累得不得了。

我呢，英语水平已经退步到大概只听得懂“谢谢”了。

建老师

我读监利师范时的音乐老师。

他是我的同学，武汉华师一附中的同届同学。在校时，我是高四(四)班的，他是高四(一)班的。下乡后同在监利县的一个区里。

出身书香门第，华中师大教授的儿子，拉得一手好提琴，书法也很棒。

因为提琴拉得好，我还在辛苦地耕田插秧的时候，他就被抽到县文工团去了，后来又到师范当了音乐老师。

1973年，民办教师的我被送到监利师范读书。

我进了师范，我的在师范当老师的同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老师。

而且他真真地进了我的课堂，而且真真地教我的音乐课，我觉得有些难受。

他教的音乐多简单啊，有时只是教我们识简谱。他的嗓音一般，但教学的时候还是很神气的。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他竟然点我站起来唱一段简谱，我很守规矩地很认真地很准确地唱了。他高兴了，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看，余映潮这么大年龄了，还这样用心，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从表情看，他好像没有嘲笑我的意思，我只想他可能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呆子；但我仍然感谢他对我的那一句肯定，他表扬我的话我还记得。

又过了一些年在武汉遇到过他一次，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英气，烟抽得厉害，背已经有点微驼了。

燕老师

年龄比我小多了，但确实是我在监利县读大学函授课程时的中文老师。

那时候已经快进入80年代了。

我从师范毕业后按当时“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政策”，回到下放之地的乡镇中学当了老师，这时是公办老师了，一个月的工资是28元。

此时我并不是语文老师，我教英语。教唱歌，教物理，都还混得过去。特别是全校学生大集合的“每周一歌”由我教。那场面很是壮观，现在基本上没有音乐老师能享受到我当年的这种待遇。

1978年末，校长突然找到我，说华师中文系本科在监利县招函授生，语文组的教师没有一个肯报名，建议我去考一下。

我又来到近10年前“考”过英语的新沟中学，这一次是参加中文考试。

监考的就是后来教我汉语课的燕老师，女孩子，胖胖的，身高估计在1米6，很和气。我们做卷子的时候，她就在教室里走动一下。那时候考风极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夹带”，过了几年函授结业考试时就不行了，有人开始把“答案”预先写在自己的手臂上。

她在我的身边停下一会，看了看我写的半拉子作文。

交卷时她对我笑了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这一句微笑着的肯定让我回校时走了30来里的旱路都不觉得累。

后来她给我们讲汉语语法课。

也是多年不见了，我想她也许都快抱上孙子了吧。

  而从考上函授的第二年起，我就成了语文老师，那时我已经32岁了。

生活中的往事，不管是痛苦的还是甜蜜的，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幸福的，若干年后回味起来，都能给人的心灵以美好的滋润。当上面这些人和事重现眼前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仅仅只是岁月有痕、贵在心境，还有这样一缕思绪飘过我的脑际：生活之路的转折往往需要巨大的外力，在没有这种外力的时候，在自己很是无助的时候，我们要为生活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善意而感动，这样，在我们平静的默默的坚守与盼望之中，就多了一些陪伴我们心灵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