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

我下乡了。

江轮驮着忧郁的学子，

在阴暗的天空下，

沉重地驶向渺茫的远方。

四十年过去了，

我举家回到了武汉。

当年那让人难以生存的

艰困日子，

现在已像遥远美丽的星光。

●  谨借下文纪念我下乡40周年

我的养鸡的故事

余映潮　　20061207　夜

我的学生万仁芳在“语文潮”上载文《我的高中老师余映潮》。其中有这样的话：人们很少知道，这样才气横溢的书生，竟有多年下乡务农的经历。在我的家乡王家湾，武汉知青余映潮的聪明能干远近皆知，尤以养鸡水平之高让农人瞠目。

这话是真的。

不仅养鸡的水平高。当那个地方乡村里的农妇们永远在烟熏火燎的烧火屋里做饭的时候，我用的是我自己砌的几乎没有烟尘的马蹄回风烟囱灶。当农民们在寒风大雪的日子里围坐在火塘边的时候，我可以给每家送上一片带着美丽的老红色的新鲜南瓜。当当地民办小学的老师因黑板年年裂缝而苦恼的时候，经过我修整的黑板可以做到好多年不再有缝隙。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事，只要换个角度想点办法，就会出现一个豁然开朗的景象。只不过我在当时不是为了那种新景象。我面临的现实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身单力薄的知青，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乡下孩子跟在身后高声叫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异乡人，我得靠我自己的努力活下去。

养鸡，就是让人能够活下去的手段之一。很简单的道理是，鸡蛋就是钱。

我是1968年12月下放到王家湾的。第二年的春上我就在村里观察，终于在隔河福清家里发现了一只高腿母鸡，据说很能产蛋。又在他隔壁家里发现了一只英姿勃勃的大公鸡。于是向福清妈“订购”了一批五天之内产的新鲜鸡蛋，特别指定要那高腿母鸡的。接着向农家借了一只处于抱窝期的老母鸡，让它为我孵起了小鸡。农民们都为此事而惊讶，常有婆婆姥姥们上门指导。她们不知道我手上已经有一本《养禽学》，在老母鸡孵蛋的第六天，我就能够剔出那一窝鸡蛋中的“寡”蛋。而这一手，一般农妇是做不到的。

叽叽叫着的小鸡们快乐地成长着，有4只高腿的小鸡特别讨人喜欢，其中有3只是“小姑娘”。我的小鸡们也喜欢我，它们常常昂着脖子眼馋地看着我吃饭，只要掉下一粒饭，它们就会挤成一团地去抢。再长大一点，有的就会飞到我的腿上、手上，眼睛盯的还是我的饭碗。于心不忍的时候，我会留下几口，让可爱的它们一抢而光，我也快乐地看着它们。

我的小鸡们有专门的食槽和水槽，有专门的细沙让它们在里面打滚。当邻居们看到我的小鸡们在细沙池里“洗澡”时，他们都说我是“怪搞”。他们不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洗澡”的，这是“保洁”与“按摩”，小鸡也一样。

它们渐渐地长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大黑，小黑，大黄，二黄，大花，二花，那三只高腿小母鸡分别叫大麻、二麻、三麻。可惜小母鸡中没有那种红色羽毛的，于是我的小鸡中便没有“红红”。它们渐渐地长大了，公鸡中只留下一只长势很可观的小青年，多余的公鸡便变成了佳肴。它们渐渐地长大了，小母鸡们的臀部开始发育，鸡冠开始变红，嘴里开始唱歌。它们渐渐地长大了，入秋的时候大麻二麻首先开产，咯咯地低唱着，跳进了我准备好了的稻草窝，安静地产卵，然后咯咯嗒咯咯咯嗒地高唱。

母鸡下蛋后都喜欢唱歌，那歌声是那样的清脆，是那样的充满生之力量。像人一样，小鸡们也各有性格。大麻生蛋后很秀气地唱上几声就玩去了，而小麻却显得很“嗲”，有时不停地大声地唱歌。被它吵得不行的时候，我就吼它：“生了个蛋就骄傲，想挨打！”

我开始记账了。我的每一只产卵的母鸡都有一个账号。我要记录在一个月之内，大黄产了多少枚蛋，小黄产了多少枚蛋……，我要记录在中午12点钟以前，大麻是不是每天产一枚蛋且连续产六七天的蛋而不歇窝，二麻是不是也这样……。于是，我拿到生产队的小卖部去换油盐的每一枚鸡蛋上都写有日期。这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人们觉得我有点呆里呆气――哪有正常人在鸡蛋上面写日期的？

到了又一年的春天，产卵率最高的几只母鸡在PK中被“选拔”出来了，成了“超级女生”了。大麻、二麻名列其中。我选中那只雄壮的公鸡很负责任地守护着这群母鸡，不允许隔壁家劣质小个子公鸡偷偷摸摸地入侵。于是它们的孩子们也都很优秀。

优选的工作连年地进行着，当地的土鸡在我的手里变成了高产鸡。到了第五年的春天，乡里的聪明的农妇开始用葫芦瓢或者大手帕提着她们家的鸡蛋到我这儿来换种蛋。是啊，春天到了，母鸡们开始抱窝了，小余哥这里的鸡蛋可以孵出生蛋多的鸡，鸡蛋多了可以多卖钱啊。

我的生命好像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劳碌之中。日子是多么地辛苦啊。一年到头，我要出工，我要下地，我要插秧割谷，我要种菜浇地，我要洗衣做饭，我还要养鸡。收工早的时候，我的鸡朋友们在门前迎候我；收工迟的时候，它们就乖乖地从门下的小洞中钻进鸡窝。

在那举目无亲的日子里，我竟然没有走到贫困的边缘，我竟然不用等年终生产队结账而有零钱花。我有鸡蛋可以出卖，我还因为使用节柴灶而有省下的柴草出卖。估算到柴草实在烧不完的时候，给烧窑的师傅带个口信，便有小船划到我门前的矮堤下，买走我的稻草和棉梗。

五年后，我离开了这里。

两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在乡镇中学当老师。

我在乡下学校里仍然养鸡。品种非常优异，一色的北京白鸡，非常漂亮，极其聪明。有一次我在校内搬家，早上搬到学校的东边宿舍，晚上那一群白鸡便跟了过来，也让同校的老师们惊奇了一阵子。只不过她们都很娇气，常常跑到我家的床上和别人家的床上生蛋。为此少不了向人家道歉。我的女儿两三岁的时候，便知道到别人家的床上去“捡”鸡蛋。有一只可怜的母鸡常常难产，嘴里发出痛苦的“嘎嘎”声，我便伸出援助的手，给它揉顺，让它产下白生生的鸡蛋。

又过了若干年，我到了荆州，在一楼的小院中还养过几只白色的“来航”。不过它们就是“笼养鸡”了，一天到晚被关着，没有什么自由，因为不能“洗澡”，“皮肤”都黑黑的，很让人同情。

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五六本关于养鸡的书，它们里面，有我当年留下的粗黑的指印。它们静静地立着，尘封着我的辛苦的生活经历，尘封着我的养鸡的故事。

可是我的学生万仁芳记得我的故事。

他让我拉开了记忆的闸门。

附：万仁芳《我的高中老师余映潮》/yUploadFiles/shiwen/200612/3620.html